南充市红色文化研究会  何平        

       红四方面军利用地方军阀争夺地盘混战之机，在当地党组织、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建立了第二大苏区——川陕苏区。1932年11月，张友民任起义军总指挥、何忠发任起义军指挥部秘书，组织5000多人，领导发动的升钟起义，目的是迎接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战役。南充市红色文化研究会何平主笔编写的31集电视连续剧《红军决战嘉陵江》（《军旅文学》已连载），反映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的一次战略转移，是配合中央红军长征的一次重大战役。

      红军决战嘉陵江战役是从1935年3月28日开始，至4月21日结束，历时24天。总计歼敌12个团，1万余人；攻克阆中、南部、剑阁、昭化、梓潼、平武、彰明、北川8座县城及中坝、剑门关等军事要地，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迄北川、南至梓潼、北抵川甘边界纵横二三百里的广大地区。这次战役的胜利，不仅打乱了敌人的部署，彻底粉碎了敌人苦心经营的旨在消灭红军的“川陕会剿”计划，而且歼灭了大量敌人，打击了敌人的气焰，牵制了大量敌军，有力配合了中央红军长征。这次战役的胜利，大大推动了川西北地区人民革命斗争的蓬勃发展，进而使红军在占领的广大地区内，获得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补充，为后续长征和会师中央红军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强渡嘉陵江战役是打破敌人“川陕会剿”，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的一次重大战略转移

       1934年秋，红四方面军取得反“六路围攻”的重大胜利，根据地发展到4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达500多万，红军作战部队壮大到8万多人，沉重打击了以刘湘为首的四川军阀，震动了蒋介石反动集团。国民党为挽回败局，策划了更大规模的的“川陕会剿”，企图一举将红军彻底消灭。1935年1月中旬，各路敌军对川陕苏区已形成“会剿”之势。胡宗南部丁德隆旅接替广元、昭化地区川军防务，准备参加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围攻。接着，上官云相的四十七、五十四师，也进抵川东奉节、万县，防止中央红军北渡长江，策应“川陕会剿”。四川军阀重新调整部署，敌在川陕根据地周围部署的兵力总共在200个团以上。面对敌人重兵压境的形势，红四方面军根据当时根据地的实际和中央红军转战情况，在巴中召开了军事会议，制定了向“川陕甘发展的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同时，会议着重指出：“中央红军大举西进，我们应积极配合其行动”。为打乱敌人“川陕会剿”部署，实现“川陕甘计划”，策应转战中的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1月22日，乘蒋介石正集中主力对付中央红军，“会剿”一时难以开始之际，主动出击，发起了广昭战役。战役开始第一天，红四方面军接到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电报，明确地给红四方面军指出了行动方向：“全力向西进攻”。四方面军认为，要达到这一战略目的，必须把敌人调动和吸引到北边去。因此，主动撤出广昭之围。几天后，发起了陕南战役，先后占领宁强、阳平关和沔县重镇，并围攻褒城，直抵汉中城郊。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打乱了敌军兵力部署。

       胡宗南部及其指挥的四十九、六十、六十一等师，驻甘南及陕甘边境；唐式遵由巴中进窥南江，亦向陕甘南部移动；邓锡侯部撤收嘉陵江射箭河以南防地，将位于思衣场地区的5个团北移，接替广昭防务，与胡宗南部呼应。这样，敌嘉陵江上游防务削弱，“二十九军之防线，由五六百里延伸到八九百里，竟无预备队之可言。后方虽有6团部队，但须维持10余县之地方治安，亦无法抽调……今更当防长兵少，处处堪虑”。上述事实说明，陕南战役打乱了敌“川陕会剿”在嘉陵江沿线的布防，迷惑和调动敌人，策应了中央红军在川南的斗争，并创造了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的有利战机。这时，红四方面军为继续贯彻原定向川甘边境发展的方针，同时配合中央红军在川南、黔北的活动，于3月28日，采取偷渡与强渡结合的战术，胜利渡过了嘉陵江，一举突破敌人江防，以风卷残云之势，向敌纵深发展。在红四方面军猛烈攻击下，四川军阀田颂尧部溃不成军，阆中、南部、剑阁、昭化等地，相继被红四方面军攻克，敌的沿江防线均被摧毁。在红四方面军连续不断的攻击下，梓潼、青川、平武、彰明、北川也先后被占领。江油在包围之中，渡江战役宣告结束。

红军强渡嘉陵江红岩寺渡口遗址

       红四方面军在强渡嘉陵江战役中，不仅歼灭了大量敌人，而且分散了蒋介石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兵力。当四方面军出击梓潼，包围江油、进逼绵阳、威胁成都之时，蒋介石惧怕红四方面军在嘉陵江与涪江之间建立新的根据地，更怕一、四方面军在川西地区会合，便急忙调遣重兵，组织以江油为中心的对红四方面军的新的围攻，以刘湘第六路王缵绪部及第五路唐式遵之一部共13个旅为右纵队，出绵阳、魏城，沿涪江左岸前进。胡宗南部则由碧口、文县南下青川、平武。第五路唐式遵之另一部守备昭化至阆中沿嘉陵江一线，阻止红军东返；第三路李家钰部则位于东起阆中、西经石壁庙至店垭子一线，防止红军南出。这样，红四方面军便控制和吸引了敌人130个团的兵力，致使川康地区防务空虚，而南面之敌又赶调不及，只有刘文辉少数部队。这就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在川、黔、滇的活动战略，取得了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等战斗的胜利，保证了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师。

        二、强渡嘉陵江战役是我军大规模强渡江河作战成功的第一个范例

       嘉陵江是四川四大河流之一，水深流急，苍溪与阆中之间，江宽一般都在200米以上。敌人在沿江配备重兵防守，戒备森严，碉堡林立，仅以昭化以上至宁强边境200余华里的的江防线上，就筑有碉堡200余座，江上船只全被敌人掠往西岸，并强迫当地群众于沿江重要滩头阵地挖陷井、埋竹签，妄图凭借嘉陵江天险，阻止红军西渡。当时，红四方面军约8万人，加上后方机关和地方干部职工约10万多人。为顺利实现渡江计划，红四方面军做了充分的准备和周密的计划。

       鸳溪试渡。早在广昭战役时，红三十一军曾以一部向苍溪沿江地段进攻，试图突破嘉陵江。红军以苍溪永宁场为中心，组织制造木船9只，并在水宁场后大堰塘训练战士划船、泅水和渡江战术，经数日临战训练，挑选38人组成突击队，从苍溪县鸳溪口上游的通竹溪试行偷渡，实施突破。因敌人防守严密，兼地形十分险要，渡江未果，38名红军，除两人外，全部壮烈牺牲。这次试渡的失败经历，为后期强渡嘉陵江起到了很好的借鉴作用，为战役的胜利做好了铺垫。

红军渡

      一是政治动员。各部队利用多种方式，反复讲明渡江作战的意义，使广大指战员树立了坚决、勇敢、顽强和突得破、守得住、彻底歼灭敌人的信心。

       二是侦察敌情。各部队在指定的渡江地段内，以化装侦察和泅渡、夜摸等手段，摸清沿江地形、道路和对面敌人的江防工事、兵力部署、火力配备及其活动规律等情况。徐向前总指挥和王树声副总指挥还亲自带领参谋人员，翻山越岭，长途跋涉，沿嘉陵江东岸，先后行程三四百里，了解敌情，察看地形，寻找渡口，选择战机。通过侦察，最后选定苍溪塔子山作为主渡口。

       三是渡江训练。担任主要突击任务的部队，利用嘉陵江东侧支流的东河，开展水上练兵。请熟练的老水手、老艄公当教练，帮助培训水手。在技术上主要学会操驼，进行江河水性知识和上下船的教育；在战术上着重训练偷渡和强渡的突击动作，以及登陆作战、巩固扩大登陆场、火力支援、保障后续部队投入战斗等。

       四是赶造战船。组织150多名技术工人，隐蔽在离塔子山渡口40里的王渡场山沟里，加紧赶造船只。红三十军军长余天云、政委李先念亲临造船工地给工人们作政治动员。经过军民同心协力，在短期内造就了大小船70余只和3座竹扎便桥构件，为渡江做好了物资上的准备。

       五是建立一些必要组织。如渡江突击队、船工队和专门担负造船、驾桥任务的水兵连，以保障大部队能迅速展开。

       六是迷惑敌人，隐蔽作战意图。为保证战役发起的突然性，还采取了各种隐蔽措施，严密封锁消息，规定部队行动不吹号、做饭不冒烟等，并在战役发起前，北出陕南，张扬声势，以造成敌之错觉，从而削弱了敌人的江防力量，为红军胜利渡江创造了有利条件。

       发动渡江战役。在渡江战役发起后，红军分三路分别从苍溪县城东南的塔子山、鸳溪以南的石罗锅、阆中与苍溪交界的涧溪口渡江，采取隐蔽接敌、突然打响、偷渡与强渡相结合、重点突破与扩大正面多路突击相结合的办法，迫使敌人防不胜防。渡江成功后，又立即攻占了敌江防重要支撑点、素称天险的剑门关，致使敌整个防线土崩瓦解。在短期内，即占领了嘉陵江、涪江之间的广大地区，取得战役全胜。

       嘉陵江战役，强渡的江河之宽，渡过的人数之多，取得的战果之大，在红军战史上是罕见的。整个战役，无论是战前准备、突破江防和纵深战斗的各个阶段，都集中体现了徐向前总指挥精湛的指挥艺术，体现了红四方面军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在红军战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此次战役取得的经验，为后来部队渡涪江、岷江乃至渡黄河，都起到了借鉴作用。

       三、嘉陵江战役的胜利使红军获得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补充，为继续长征和迎接中央红军胜利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

       红军的生存，离不开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补充。正如徐向前指出的：“红军打仗，一要吃饭，二要穿衣，三要兵员，四要武器弹药。没有这些，所谓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便是空想。”可是，川陕根据地后期，由于长年战争的消耗和破坏，加上张国焘推行“左”的一套错误政策，致使生产荒芜，商业凋敝，财源桔竭。这对红军的发展和支持战争的需要，不能不是一个严重问题。红四方面军打过嘉陵江，不仅从敌人手上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而且在解放的大片土地上取得了许多粮食、物资，从而装备和补充了自己，大大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同时，在新赤区内，广泛号召青年参军，获得了大量兵员补充。据统计，仅江油县参加红军的达6000人之多，梓潼、剑阁、北川、平武县亦在1000人以上。南部县升钟游击队3000多人改编为三十三军独立师随大军一起长征。参加红军的广大战士，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前赴后继，流血牺牲，作出了卓越贡献。

       部队占领中坝后，为筹集更多粮食、物资，迎接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和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余洪远，奉徐向前指示，率后方机关干部和妇女独立团等近万人进驻中坝，一面宣传，一面筹粮，先后筹集了900多万斤粮食和大量盐巴、豆办酱、腊肉、海椒面等。这些物资，后来有不少都送到中央红军手里。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朱德总司令路过马尔康，在接见余洪远时还赞扬说：“搞了这么多东西，真是完成了一项光荣的任务呀，中央领导同志、中央机关和不少一方面军的同志，都吃到你搞的粮食，我还吃到你们从中坝带来的腊肉呢”。可见，嘉陵江战役中，红四方面军获得的大批粮食、物资，不仅保障了本部队的供应，对支援红军长征，密切两军关系方面，亦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不难设想，如果没有南部升钟起义配合嘉陵江战役，红四方面军仍将困在川陕根据地内，物资匮乏，人心浮动，难免不与民争食，加上敌人大军压境，不但不能使根据地“寸土不丢”，相反，还会使红军的有生力量遭受巨大损失。那时，不用说支援一方面军，就连自己也难以维持。认为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是“退却逃跑”，是执行张国焘的“逃跑主义路线”的指责，是完全没有理由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红军渡功勋馆，强渡嘉陵江战役纪念碑

       四、嘉陵江战役的胜利大大推动了川西北地区人民革命斗争的蓬勃发展

       长期以来，在反动统治下，川西北地区劳动人民生活十分贫困。红军强渡嘉陵江后，一面打仗，一面派出大批干部战士深入城乡，与川陕省的地方干部一起，积极开展地方工作，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和进行各项革命活动，全面激发了川西北地区人民革命热情。

       一是大力开展革命宣传工作

       红军每到一地，都采取多种形式，如召开群众大会，发表讲演，张贴布告、文告、捷报，散发油印传单，编演小型戏剧、歌舞，教唱红军歌曲，镌刻大型标语口号等，广泛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主张，揭露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和土豪劣绅的罪行，号召劳苦大众拥护共产党和苏维埃，打土豪，分田地，踊跃参加红军，支援前线。通过宣传，传播了革命真理，提高了群众觉悟，播下了革命火种。今天仍巍然屹立在广元皇泽寺的“红军石刻碑林”等，记录了红军的光辉业绩，受到后人敬仰。

       二是帮助地方建立各级革命政权

       红军所到之处，先后建立了县、区、乡、村许多红色政权。据初步统计，红军在剑阁、平武、江油、梓潼、绵阳、北川、广元（不包括渡江前）等县，建立了各级苏维埃政权1135个，其中县苏13个，区苏24个，乡苏168个，村苏930个。各级苏维埃政府在领导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动员群众参军、支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是帮助建立地方武装和各种群众组织

       红军在各县都建立了游击队。在驻北川期间，组建南充西区等游击大队11个，游击中队22个，游击小队119个，发展游击队员3200多人。这些地方武装，在配合红军打仗、当向导、抬伤员、运弹药、镇压恶霸匪特、刺探敌人军情、保卫后方安全等方面，都起到了红军助手的作用。南充西区地下游击队赵全英等配合红四方面军决战嘉陵江，组织金宝镇游击队员前往西充大悲寺从敌人手中夺枪30支。分散杨森国民党军阀的注意力，杨森派部队前往西区抓捕地下党游击队员200多名。1933年6月赵全英等200多名地下游击队员，在南充西河桥头全部被伪县长易维精杀害，其中金宝镇石马垭村就被杀害18位游击队员和革命群众。此外，各地还建立了少先队、童子团、工会、农会、妇教会等群众组织。在赤区内，几乎人人有事做，各项革命活动搞得热火朝天。

       四是协助苏维埃群众打土豪分田地

       各地红军和苏维埃干部带领游击队员捉拿土豪劣绅、恶霸匪首，予以严厉制裁。凡被镇压的人都没收其土地财产分给穷人，红军在平武、北川、江油、南部的部分赤区还开展了平分土地的工作。广大劳苦大众分得土地财物，扬眉吐气，革命热情空前高涨。至今，还有许多老人笑谈着当年的欢乐情景，其影响之深，可见一斑。

红军渡遗址

       此外，红军还帮助在各地组织运输队、支前队、办粮队、转运站、接待站等。

       以上大量事实说明，红军决战嘉陵江战役，不仅在战斗中取得了胜利，在战略战术运用上积累了宝贵经验，而且在地方工作上也取得了巨大成绩。由此可以证明，自从遵义会议党中央决定把战略目标放在川西（中途有过变化）后，红四方面军在总指挥徐向前等的率领下，坚决听从了党中央的正确指挥，创造性地执行了党中央的战略意图，胜利地强渡了嘉陵江。这一重大战略行动，为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为推动地方革命斗争的发展，都做出了卓越贡献，其历史功绩将永载革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