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纬度(四川)

　　编前语：曾扩情是经李大钊等人推荐，通过考试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他一生跌宕起伏，但在关键时期为抗战爱国做过不少鲜为人知的有益之事，后来他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曾扩情（原名朝笃，又名慕沂1894.12-1983.11）四川省威远县山王镇豹山村（上烧房）人。先后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少校科员（周恩来秘书）、南京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军事委员会四川军事特派员、复兴社早期监察干事、国民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政训处处长、西北分会政训处处长、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政训处处长、第八战区政治部主任、川陕甘边区绥靖主任公署副主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等职务。还先后当选为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候补委员、第五、六届执行委员，被授予中将军衔。解放后先后当选为辽宁省政协第四届、五届委员、文史专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于1983年11月3日在辽宁本溪女儿家病世。他虽然跟随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几十年做过不少错事。但是他东征北伐，促进民族团结统一，坚持抗日战斗，做过许多爱国之事。如：

　　一、北伐东征受重用，因涉嫌包庇共产党被免职。

　　1921年5月，曾扩情经李大钊等人推荐，以总分第二名成绩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一队学员。在黄埔军校政治部任秘书时，在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做了大量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工作。为了国民革命，他积极参加北伐战争，同年九月随队往韶关为督师北伐的孙中山担任警卫工作。又先后跟随周恩来、蒋介石东征，英勇作战，在惠州一战还不幸负伤，屡次立功。他先后被提拔为连、营、团党代表、二十师党代表兼任政治部主任。1926年因有人告发他的秘书丁默是共产党员，涉嫌犯包庇共产党员罪，被蒋介石免去职务。

　　二、任“黄埔同学会”秘书，反共不利，又被撤职。

　　1925年初蒋介石撤销了黄埔军校内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两个组织。同年5月，借广州中山大学体育场成立“黄埔陆军军官同学会学”（简称“黄埔同学会”），设会长1人，秘书和监察干事各1人，组织科、宣传科、总务科各科长1人。蒋介石任会长，亲自出席并主持会议。经蒋先云提议，多数会员通过由曾扩情任秘书（负责黄埔同学会日常事务）。黄埔同学会规定：“凡是属黄埔军校学生，均为会员，由同学会登记和考核之责。凡毕业同学的任免和升迁及调补等等，均须根据同学会的登记考核来决定。无论毕业与未毕业的同学，均须在同学会的监督指挥之下，效忠于国民党，奉行“三民主义”，绝对服从校长领导，不得有任何其他组织的活动，尤其不准从事共产主义的宣传；如遇违反，应受到严厉的处分，或以通逆论处。”但事实上黄埔军校内的共产主义革命活动从来没停止过，而且有一大批黄埔同学后来成为共产党的骨干力量，如陈赓、徐向前、林彪等人。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公开被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但黄埔同学中的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依然继续开展革命活动。蒋介石对此十分不满意。黄埔一期同学洪显函等人也极力反对曾扩情再任秘书一职，认为“曾扩情反共不利，造成了大批黄埔同学中的共产党员得以逃脱，没有严格履行黄埔同学会秘书的职责，难辞其咎。”为此，蒋介石下令撤销曾扩情黄埔同学会秘书一职。

       三、反对签订丧权辱国《何梅协定》，又被免职。

　　1934年4月曾扩情被任命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政训处处长。除了履行政训处的基本职责外，还受蒋介石密令监视何应钦、张学良、宋哲元等。1935年5-6月日本人为了占领华北，一定要把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复兴社、政训处、宪兵三团及有关的中央军第二师和第二十师赶出华北，首先对政训处、复兴社和宪兵团等采取了种种威胁和挑衅的强硬措施。还公开要求取消政训处、复兴社、宪兵团及军队在华北的活动等，并列入《何梅协定》的重要条款。而正在华北一带组织民族团结抗日救国宣传活动曾扩情，对日本的横行霸道，提出的如此无理要求，感到莫大耻辱而切齿痛恨。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会长何应钦准备代表南京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何梅协定》之前，曾扩情专门找到何应钦，表达了坚决不能签订这个协定态度。何应钦辩解道：“在日本人这样咄咄逼人，难以理喻的情势之下，如不隐忍屈从，势必兵临城下，其后果不堪设想。”还说：“中国招来这样严重的外患，都是共产党的武装暴乱，破坏国家统一的结果，除了消灭共产党，完成国家统一后，是无法集中一切力量来反抗日本的，所以不得不委曲求全，与日本人签订协定，求得暂安。这不是我个人的独断专行。”曾扩情说：“这份协议坚决不能签，你如果签的话，就要背负卖国的千古骂名了”。何应钦答道：“你觉得我有卖国的权利吗？军令如山倒，代人受过，事不由我。”最终何应钦还是代表南京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何梅协定》。随即政训处、复兴社、宪兵团、华北驻军及北平军分会等先后全部被迫离开了华北。实际上是让日本人不战而占领了华北，让南京政府在华北的统治“名存”实亡。1935年8月政训处撤至武昌时，曾扩情十分气愤对全体人员说：“当永远记此日之奇耻大辱！”随即又被蒋介石免去职务。这件事也让曾扩情过去心中所谓的民族“领袖”蒋介石的“伟大”形象一落千丈。

　　四、助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造成牢狱之灾

　　1935年秋红军到达陕北后，蒋介石令把“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迁到西安，改名为“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蒋介石自任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并代行总司令之职权。蒋介石命令张学良、杨虎城对红军进行围剿。为防止张学良、杨虎城剿共不利，甚至被赤化，蒋介石派侍从室主任晏道刚任总参谋长，曾扩情为政训处处长，一来是协助和督促张学良、杨虎城剿共；二是要做好西北军和东北军将士要服从中央领导的思想工作；三是暗中监视他们是否有异心或与共产党联系，监视东北军和西北军的思想状态和行动。晏道刚也深知责任重大，而且难以完成任务。临行时还向蒋介石说：“我的能力薄弱，恐怕做不好。”蒋介石鼓励他说：“你与张汉卿协商合作，有困难之事，你可以告诉我，没有做不好的事……”。1936年12月12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扣留了蒋介石等人，张学良用拟好通电全国的“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以挽救国家民族之危亡”为主题的文稿，让在西安的马占山、陈诚、朱绍良、蒋百里、于学忠、邵力子、卫立煌、陈调元、王以哲、钱大钧等军政要员签字后，找到蒋介石，以联名签署后的通电文稿，逼迫他放弃剿共，停止内战，依然要领导和团结各民族人民开展抗日战斗，驱逐倭寇，争取民族独立统一。此时南京政府内部分歧十分突出，还有一部分军政要员准备以军事手段解决西安事变，日寇也趁机正准备大举侵略中国，国内外形势十分危急。13日白天，南京方面不断派飞机，在西安上空作威胁性的飞行。西安事变如不能和平解决，一场大内战一触即发，这样可能会让日本吞并中国的阴谋更容易得逞，在关键时候，中共派出了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来西安与各方协调，力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成全国统一抗战。

　　周恩来到达西安后，在卢广绩陪同下来陕西省银行（曾扩情临时住处）见曾扩情，表达了“中共不计前嫌，为了国家民族利益，是愿意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不但要保全蒋介石性命，而且希望蒋介石继续领导全国人民，为抗日救亡而奋斗。”周恩来的话感动了曾扩情，打消了他“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怕共产党报复的担忧和顾虑，坚定了他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成抗日的统一战线的信心和决心。于是按照周恩来的主张，把张学良、杨虎成关于：“对蒋委员长毫无别意，只要他接受我们的抗日主张，仍当服从他的指挥；如南京方面敢于对我们用兵，我们不惜一战”的观点向南京方面做沟通，并向全国各方面做正面宣传解释，具体做了四件事：

　　一是向全国民众发表了广播讲话，主要意思是：蒋委员长在张副司令和杨主任的关怀照顾下，很为平安。西安发生的事变是一个政治事件，只要南京方面派有关人员来西安同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开诚协商，问题就会得到迅速解决。

　　二是致函南京方面和住西北各地的黄埔同学贺衷寒、胡宗南等人，信函的主要内容是：要想“领袖”得以平安回京，只可以“文说”，而不可以“武争”，信中有“奔车之上无仲尼”的一句引语，意思是说，象孔子那样的人，坐在狂奔的车子上，也难免不跌倒的。 

　　三是上书蒋介石由张学良转交，信函的大意是：我未尽到事先察觉和防范之责，致有事变之发生，引为内咎；张副司令、杨主任两人并无别意，完全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存亡问题，而采取一时权宜之计，只要接受其要求，不惟无损于尊严。而且更能博得他们的拥护，以慰“群伦喁喁”之望；因有张副司令、杨主任两人的殷勤照顾，我虽未能随侍在侧面，也很为安心，万望为国珍重。

       四是随张学良到机场接待宋美龄等人，并和戴笠、蒋鼎文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就行了沟通协调。在宋美龄未到西安的前两天，张学良准备派飞机送曾扩情到南京做宣传和解释，消除有关方面的凝虑，并约南京关人员前往西安协商解决的办法。正准备出发时，张学良突然乘汽车来找到曾扩情说：“你不必去南京了，蒋夫人、宋子文、戴笠等马上就要到西安了，你同我去机场接他们。”然后一起到机场把宋美龄、宋子文、端瑞、等人接到了蒋介石驻地。而曾扩情和随行的戴笠及蒋鼎文在张学良家共进晚餐，并就如何达成全国统一抗日救国的共识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具体事宜交换了意见。 

  最后在中共代表团及各方的努力下，通过和平谈判，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避免了内战的爆发，也未能让日本人的阴谋得逞，并达成了全国民族统一抗日救国的相关协议，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到了1936年12月30日，蒋介石突然下手令：“晏道刚不尽职责，曾扩情不明廉耻，着即撤职查办”交戴笠执行。因此，曾扩情被关押在南京羊皮巷看守所一年多，直到抗战全面爆发，南京快要沦陷时，经胡宗南等多人保释才获得自由。 

       五、遗憾未送出“投诚”信，成“战犯”，依然受到国家宽容和重用。

　　1949年12月成都解放前夕，时任川陕甘边区绥靖主任公署副主任的曾扩情产生了向解放军投诚的想法，于是他专门托人向刘伯承将军进行了联系，并写好了一封信准备给刘伯承，表示愿意投诚。但遗憾的是这封“投诚信”始终没有送出。因为正准备箪食壶浆喜迎解放方军送“投诚信”时，他突然收到了胡宗南专门托人给他的信，胡宗南让他马上去凤凰机场，一起去台湾，胡宗南担心他没有钱，还专门随信附赠了黄金12两和银元100块。让曾扩情很是感动，又犹豫不决，取消了投诚的念头。但他最终还是没去台湾，而出乎人的意料留在了大陆。子女们说，我们不跑到台湾，你不怕共产党杀头吗?曾扩情说：“我怕什么？我又没杀过共产党”。最后他跑到广汉的一个寺庙里当和尚，被解放军抓获，成了当时关押在功德林国民党党务最高长官的战犯。1959年与杜聿明等第一批战犯被特赦。在中南海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周恩来见到曾扩情首先直呼其名，叫他坐到自己旁边，曾扩情十分惭愧的说：“周先生，我走错了路，对不起您。”周恩来风趣的说：“也不能怪你们，是我们当老师的没教好，也有一定责任。”后来曾扩情也为国家发展和两岸和平统一祖国，做一些有益的事。先后被当选为辽宁省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时期，因担心受到冲击，周恩来总理派人把他从辽宁本溪接到北京进行保护。

     【作者简介：刘纬度，男，1957年11月，四川威远县人，原内江广播电视大学威远分校校长，现聘为威远县政协文史、政府史志办特约研究员，四川省公民文化普及基地和四川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