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坤（四川宜宾）

　　近来气温很高，三十多度也是常有的事。厚衣服大多都放进了衣柜，薄衣服成了我身上的常客。从衣柜里翻出一件长袖薄款蓝衬衫，是几年前在乡里“赶场”买的，花了我三十五块。

　　我洗衣服前总要掏掏口袋，防止卫生纸之类的杂物和衣服混合着洗了。有时忘了掏口袋，洗完的衣服上就爬满了纸屑。用手拈是拈不下来的，要用晾衣架拍打好一会儿，然后使劲抖落才能处理得干净。

　　这次掏蓝衬衫左胸前的口袋，透过小小的袋口，看到口袋里，静静的躺着一粒饱满的谷子。它和口袋内侧边角的线头紧紧缠绕在一起。我缓缓的解开它的束缚，用大拇指和食指轻轻一“捻”，把它从口袋里“解救”出来。它大约有八毫米长，外形饱满，身着金黄色的外壳。在这里，在这钢筋水泥铸成的森林里，怎么会出现一粒完整的带着壳的谷子？超市里倒是有许多脱了壳的稻米，但完整的带壳的谷子，却是见不到的。我左思右想，也想不出它的来历。噢！或许，或许和那件事有关。

　　那时候我家已经进城好几年了，田地自然无人照顾。荒着可不行，得交罚款，于是家乡的田地都给了幺爹种。家乡的大多人都进城了，只有幺爹还在乡里，于是他要种的田越来越多。田多人少，他自然忙不过来，往常都是幺爹和他的好兄弟们一起“打谷子”，八九个人，哼哧哼哧一鼓作气就把田里的水稻割完了。他与这些好兄弟并无血缘关系，然而平日里互帮互助，谁家做了好菜，都叫着一起来吃。

　　这次他的两个好兄弟又进了城，在城里忙着生计，劳作的人数自然不够，那时我刚好放暑假，于是就被叫回去帮着“打谷子”。

　　我们这里每旬的“一、四、七”是赶场的日子。回乡那日，正好遇上“赶场”。我路过一家店铺，买了一件蓝衬衫，便往家走。到家已是下午，吃过晚饭，只等明日开始“打谷子”。

　　“打谷子”在四川这里，是指整个收割水稻的过程，“谷”念二声，要拖长一点，“子”则要念的短促迅捷。我们把没有蜕壳的稻米叫“谷子”。至于“打”，是因为以前割完水稻以后，要把稻穗堆到场坝里，用“耙子”之类的工具，将稻粒从稻穗上打落下来，晒在场坝里。所以才叫“打谷子”。我们那里家家户户都有场坝，场坝就是家门前一块平坦的空地，一般会在上面覆盖一层水泥。场坝常常用于“打谷子”，晒谷、玉米等作物。

　　“打谷子”之前，首先要明确分工，谁要在家里做饭，谁要在田里劳作，都要确定好。之后要准备工具，镰刀，衣服必不可少。衣服最好是长袖，不然锋利的稻叶的会划破小臂的皮肤，留下一道道细小的赤红的痕迹，这些痕迹会持续的灼烧皮肤，又痒又痛，就像被农村那种几厘米的大蚊子咬了，十分难受。来时在街上买的蓝衬衣，正是为了这准备的。

　　万事俱备，就开始打谷子了。上午的稻田是静谧的，阳光洒落，不时有微风掠过。放眼望去，一片碧绿金黄，满满当当。望着这样繁盛的场景，谁人能不升起丰收的喜悦呢？拿到镰刀，幺爹教我秘诀：左手虎口张开，做半圆状，拢住稻杆，右手拿着镰刀，刀口斜着向内向下，眼疾手快的一拉，便能将一株水稻割掉。说完这些，幺爹就去割谷子了。

　　我并不熟练，只能慢慢的弯下腰去，用左手合拢稻杆，右手镰刀向内向下蓄力一拉，才能割好一株水稻。有时劲儿没用对，还要再补一刀，才能把剩下的稻杆也割断。我的手掌不够大，每次只能握住一两把稻杆和稻穗。幺爹不是，他的手掌像新疆的囊，宽厚有力，每次割谷子都快得很，而且几秒之内，又能再割一把，等到他的手掌握不下时，才将满满当当的一大把稻杆和稻穗放到田坎上。有时，离田坎太远，他就会将田地残留的稻杆交叉成“X”型，将割好的稻杆和稻穗放上去，十分稳固。我也试着像他一样，然而稻桩却总是不听话，被稻杆和稻穗压的东倒西歪，没个正形。有时即使放好了，过一会儿也要倒下。大概是因为我割的每个稻桩，高度都不太一致的缘故吧。

　　我割一会儿就要去田坎休息一会儿，幺爹则要能干的多，他很少休息，以至于每回我抬起头来，只能看见远远的前方，他不断起伏的背影。当然他也会累，累了，他就会去田坎边喝水，之后，又继续回去割水稻。喝水时间就是他的休息时间。

　　就这样一直打了两天的谷子，第三天，或许是因为弯腰割稻的原因，我的腰椎在反复弯曲中，出了故障，起床时我已经不能像以前一样，直接坐起来。要斜着身子，用右臂撑着才能起来。手指也像冬日里冻僵了一样，难以屈伸。剩下只有两块田没割，幺爹的朋友们今天也不来了。只剩我和幺爹，还有他的儿子——我的表弟。表弟干了一会儿就不干了，我看表弟不干我也就停下来，懒惰是具有传染性的。我们的腰椎，就像机械的齿轮，生满了锈迹。每一次弯腰，我们都感觉到疼痛费力。幺爹叫了我们一声，我们没动，用沉默拒绝劳动。幺爹看我们这样，也没多说什么，只是自己默默的下田继续割水稻。我和表弟也不好回家，只能站在田坎上看着幺爹割水稻。他默默劳作的身影，仿佛是一场无声的审判。

　　有人少做，有人就要多做。我和表弟少做，幺爹就要多做。幺爹割的水稻比我多得多，他腰椎的弯曲次数，手指屈伸次数也比我多得多。我无法想象，他的腰椎该是怎样的疼痛，他的手指是怎样的难以屈伸，然而他还在坚持。他像是原野里生长的疾风劲草，生生不息。看着他弯腰割水稻的背影，羞愧战胜了我的惰性。我又拿起镰刀，加入了割水稻的行列。表弟见我如此，也编起了裤腿。

　　忙到下午，终于把所有水稻都割完了。割完以后，还要把割下的所有稻穗放到一处。为了能每次能多拿些稻穗，我张开双臂，尽力多抱一些稻穗。我想，这粒谷子正是这个时候，钻进我的衬衣口袋的吧。                 

　　这样劳累的经历，我不想再体验一次了。然而后来幺爹真的没再让我回来打过谷子，我以为是幺爹嫌我干活慢，还吃的多。结果今年过年回来一问，才晓得，老家的田已经流转给合作社，不再种水稻了。我心中藏有一丝窃喜，不用再像那次打谷子那么累了。然而窃喜之后却是一丝悲凉。我们祖祖辈辈都在是在这里靠种水稻为生，这水稻不知养育了多少代人了。如今，却不再种了，我再也吃不上家乡的米了。

　　以前每逢我回老家，幺爹都会让我带几斤家乡的米，我嫌重不愿意带，他则是一脸愠色，嘴里嘟嚷着：“哎呀，这可是家乡的米！”那时我不懂他的意思，我觉得家乡的米吃起来，与超市买的米味道也差不多，没必要带。近来，倒是渐渐理解他了，只是我和他，都没有家乡的米吃了。

　　越来越多的人进城了，然而这并不意味家乡会随之消亡。我们不会忘记家乡，每当我们踏上离乡的旅程，从某个方面来说，也是踏上了归乡的路径。城市安放我们的肉身，家乡安放我们的灵魂。回城的路上，我看到路边零零散散的分布着楼房。在家乡，只要是在城里挣了钱的人，都会回乡修楼房。不高，一般两三层，也有三四层的。风格多种多样，自己喜欢就好。即使人们在城里安了居，有了房、车，他们依然会在故乡修起属于自己的楼房。每栋楼房前都会有一条水泥路，不宽，够回家的车通过足矣。

　　日落西垂，车后是漫天的晚霞和即将下山的太阳，然而下山只是暂时的，明天它又会重新升起。我坐在车里，依然穿着来时买的蓝衬衫，家乡的谷子静静的躺在口袋里，紧紧的贴着我的心脏。　　

　　【作者系宜宾学院文学与音乐艺术学部22级3班学生  省级双创示范基地宜宾学院书剑创意写作工坊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