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鸿琪（半秦人）

　　从公元760年秋至764年春，48岁至52岁的杜甫在成都前后生活了4年，留下了不少在当时当地所写的诗篇。从某种角度看，这一段人生经历既可成为杜甫人生中重要阶段，又可相对独立的分析他在成都虽然已有较为安定生活但仍忧国忧民，盼望北归的心路历程。如今“武侯祠”、“杜甫草堂”、“锦江幽树”、“灌口（今都江堰）石犀”、“西岭雪山”、“乐山、安岳石刻”均成为蓉城周边景观。杜甫当年所写之《蜀相》、《春夜喜雨》、《戏为六绝句》、《水槛遣心》、《石犀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选寄严郑公》、《登楼》、《绝句》九首诗，尤其是其中的一些警句名言，已深入人心。在这4年中出现的杜甫之诗作，不仅为蓉城景观增色，为成都成为中华历史文化名城增色，而且为今日之学者认识在“乱世”中相对“偏安”之蜀地风土人情及战略地位提供了无可替代之历史依据。杜诗之艺术风格被后人评为“沉郁顿挫”、“无复依傍”、“即事名篇”，他在较为安定地环境中渡过了自己已经炉火纯青的创作年代，其在蓉留下九首诗的诗作本身就耐人寻味。　　　　

　　一、杜甫在寓居成都四年中，若概括起来，其心路历程中“七有”，即：对历史有沉思，对现实有欣慰，对成都有赞誉，对“寒士”有牵挂，对未来有期盼，对“迷信”有主见，对文化有贡献。

　　公元760年秋杜甫入川时已经48岁了。此时的他经历困居长安十年之久且幼子饿死的“安史之乱”，目睹曾经繁华无比的祖国山河破碎，首都长安一带城垣荒芜，社会萧条，人民苦难，关中饥馑。杜甫携一大家人经陕西华州、甘肃秦州（今天水）辗转来到成都。而此时之成都对于杜甫而言，一有好友严武主政并庇佑、帮助，二有较为安定、富裕的生活环境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三有日后天下太平之后经川东、湖南重返洛阳（据杜甫自注：“余有田园在东京”，即意味着河南洛阳在杜甫心中乃是其叶落归根的“根”之所在）。故这四年对于杜甫而言，自然是百感交集，心中有话；加之此之成都又有文学挚友高适等在，具有文学名家互动的之创作环境，故其诗作在数量与质量几方面都迎来了一个高峰。在此四年之后，虽然杜甫在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白帝、岳州（今湖南岳阳）北归洛阳途中亦有诗作（其中在夔州两年间写诗达400多首），至公元770年即59岁时病死在途中的避乱地郴州。

　　杜甫做诗，善集众家之长而自成一家。据《诗人玉屑》一书评价：“杜子美之于诗，实集众家之长，适当其时而已。昔苏武、李陵之诗，长于高妙；曹植、刘公斡之诗，长于秦逸；陶潜、阮籍之诗，长于冲淡；谢灵运、鲍照之诗，长于峻洁；徐陵、庾信之诗，长于藻丽。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峻洁之姿，备藻丽之丽，而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诸子之长，子美亦不能独至于斯也”。　　　　

　　二、通过杜甫居蓉九首诗之具体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言为心声”的诗人杜甫在这4年中曲折起伏、感慨万千、大喜大悲、心怀天下的心路历程。

　　据《新编唐诗三百首》一书介绍，我们可以将杜甫在蓉之九首诗逐一加以学习和分析、归纳如下：　　　　

    (一)思慕前贤——见《蜀相》一诗

　　杜甫在漂泊西南时，写了二十多首追怀诸葛亮的诗，这一首是乾元三年（760）寓居成都时所作。当时安史之乱尚未平定，杜甫深感朝中无人，希望能有像诸葛亮这样的政治家来辅佐肃宗，平定叛乱，恢复国家统一的局面。诗中明显地表现了对诸葛亮的赞颂和希望革新朝政的思想。

　　这首诗在艺术上的特点是：一是抓住祠堂典型环境的特征，如柏树森森，碧草萋萋，黄鹂空鸣来渲染寂静、肃穆的气氛，把诗人对诸葛亮的怀念表现得十分深沉。二是对诸葛亮的政治活动作概括的描写，勾画了一个有为的政治家的形象，更激起人们的钦敬。结尾一联，更从诸葛亮功业未遂留给后人怀念之情，表达了对他的赞美。

       蜀  相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若问杜甫为何如此执着地追怀“蜀相”？我以为与唐“安史之乱”前李林甫、杨国忠等“唐相”祸国乱政有关。在封建王朝，天子圣明；“天下大乱”罪在臣子尤其是当朝首辅。杜甫到祠堂膜拜蜀相，不是为看“春色”，听“好音”，而是追怀蜀相之功勋及精神，希望当下之各位“老臣”能念“三顾之恩”，为天下计，英雄辈出，前赴后继。“唐相”尤其是杨国忠时被世人认定为“安史之乱”之祸首，杨玉环被赐死于明皇入川避难途中，是世人皆知，惊心动魂之史实。杜甫入川，顿生追怀蜀相，思前想后之一腔悲壮之情。诸葛亮是山东人，其“忠诚”、“智慧”名满天下。他辅佐刘备在四川等地开创“蜀”基业至死“鞠躬尽瘁”，深受蜀地人千年敬重，以祠奠拜。杜甫之诗，与祠互补，交映生辉。　　　　

　　(二)心情欢悦——见《春夜喜雨》一诗

　　这首诗大约是肃宗上元二年（761）杜甫寓居成都草堂时所作。诗人经过流离转徙的“一岁四行役”，终于在成都草堂定居下来，过着比较安定的生活，可是政治上还是没有出路，抱负不能施展。但诗人并没有消沉，时时关心着国事，所以在诗中仍然表现出一种积极的情绪。这首诗以细致入微的描写，刻画了成都春夜降雨后绚丽多姿的景色，表现了诗人的欢悦心情。

　　在艺术手法上，诗人抓住春夜绵绵细雨的特点，进行细节的工笔描绘。在头两句点题中，扣紧了好雨知时而降的喜悦，突出了“喜”。第二联用“潜”和“细”描写春雨在夜晚随风而降，滋润万物而又细微无声，这就把深夜的春雨生动地表现出来。接着又用“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的对比，衬托出春夜的景象，描写也极为细致。一夜过去，诗人以丰富的想象描画天明雨过之后，经过细雨浸润的红花，迎着曙光分外鲜艳，使锦官城更加春意盎然。

       春夜喜雨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在唐诗中，历来写雨景者甚多。如韩愈吟：“天街小雨细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杜牧吟：“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还有宋陆游吟诗曰：“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均是被国人千古传诵之名句诗篇。但在这些诗中，“雨”仅为一景，仅为诗作“起承转合”之“起”或“合”而己。而杜甫之诗却将“雨”从头写到尾，即从其“悄然夜至”到“晓留红湿”；雨中有“黑”有“明”，雨后美丽的芙蓉红花花满全城（“锦官”城——据历史记载：“唐锦”又名“蜀江锦”、“云锦”，织造精良，图案美丽，蜚声海内外。不仅入贡朝庭，而且通过南北方丝绸 之路远销世界各地。“蜀船红锦重，越橐水沈推。”一句诗生动描绘蜀锦热销江苏扬州口岸的繁华场景。成都盛产丝绸、蜀绣、锦缎并设有管理机关及锦官，故在唐时便称“锦官城”。今“锦里”已为城中旅游热点之一）。景中透出喜悦，欢欣之情实乃历经久旱之地，动乱之时的过来人心中涌出之深情。估计从“春夜”之雨潜入至“晓留红湿”，这一平静之夜杜甫彻夜未眠。——他喜雨呀！此时已49岁的杜甫之情堪比赤子初笑。2022年4月1日，我在成都温江江安河畔散步见春雨之后景亦有诗吟：《遥问子美情——读杜甫<春夜喜雨诗>》，全诗八句：“晨读‘草堂’诗，夜喜春雨临。花草露珠莹，天府城市新。绵绵夜云黑，艳艳曙光明。盛世诗书贵，遥问子美情”。此时此地，怀古思今。时我75岁了，由陕入川，历经坎坷呀！眼下能来到成都安居；偶遇春雨及雨后天地之天府城市景观，自然是亦感欣喜呀！　　　　

　　(三)文学见解——见《戏为六绝句》一诗

　　《戏为六绝句》是杜甫针对当时文坛上一些人存在的贵古贱今、好高骛远的习气而写的。

戏为六绝句

王杨卢骆当时体，

轻薄为文哂未休。

尔曹身与名俱灭，

不废江河万古流。　　　　

　　杜甫“博采众长，自成一家”之“沉郁”诗风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有深远影响。曹雪芹借宝钗口言：“……怎么是杜工部之沉郁，韦苏州之淡雅，又怎么是温八叉之奇靡，李义山之隐僻。……”。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一书中说：“杜诗云‘经须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此至德初长安酒价也。‘岂闻匹绢值万钱’，此广德间蜀中绢价也。‘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此天宝间渔阳海运事也。三者史所不载，而于工部诗中见之，此其所以为‘诗史’欤？”杜诗被称为“诗史”，非虚言也。李白面对人生坎坷坚信：“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去还复来。”杜甫面对一些贵古贱今，好高骛远的习气坚信：“王、杨、卢、骆”之诗文将传之久远，“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李白、杜甫这种“文化自信”，是其终成为中国诗坛之领军人物的重要原因。　　　　

　　(四)成都宜居——见《水槛遣心》一诗。

　　杜甫在草堂定居下来后，又修建水亭供垂钓、远眺。《水槛遣心》二首大约作于上元二年(761)。这是第一首，诗中通过远眺所感，描绘了草堂四周开阔宽敞，幽静清雅的景色，开朗清新。在艺术表现上此诗也很有特色。起首两句写出诗人在水亭远眺的感受，点明草堂距成都较远，附近村落很少，所以极目远眺，开阔无障。接着远望锦江，江水清澈，碧波荡漾，草堂四围花木繁茂，清新宜人。五六两句由远而近，用精雕细刻的手法写出细雨中鱼儿浮游水面，微风中燕子斜飞空中的景象，刻画极为生动，表现了诗人对描写对象细致入微的体察，高度的概括力，高超的艺术技巧。七八两句和篇首照应，写出草堂远离成都，幽静无喧。全诗由远及近，以工笔勾画，形象突出鲜明，意境开阔。

       水槛遣心

　　去郭轩楹敞，无村眺望赊。澄江平少岸，幽树晚多花 。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城中十万户，此地两三家。　　　　

　　这首诗是作者怀着欣喜的心情写景的。“一切景语皆情语也。”四周景美开阔，也显示出杜甫居蓉之心情喜悦，视野开阔。这在杜诗中是不多见的。对于“陶（渊明）、杜（子美）诗”，王国维有两次点评甚佳。现录于下：

　“诗歌者，感情的产物也”。虽其中之想象的原质（即知力的原质），亦须有肫挚之感情为之素地，而后此原质乃显。故诗歌者实北方文学之产物，而非儇薄冷淡之夫所能讬也。观后世之诗人，若渊明，若子美，无非受北方学派之影响者，岂独一屈子然哉！（《屈子文学之精神》）

　　王国维先生有诗曰：少读陶杜诗，往往说饥寒。自来夸毗子，焉知生事艰？子云美笔礼，遨游五侯间。孔璋檄豫州，矢在袁氏弦。魏台一朝建，书记又翩翩。文章诚无用，用亦未为贤。青春弄鹦鹉，索秋纵鹰鹯。咄咄扬子云，今为人所怜。（《咏史（癸丑）》）　　　　

　　(五)反对迷信——见《石犀行》一诗

　　唐肃宗上元二年（761)七八月间，成都、灌口一带发生水灾，统治集团大搞迷信活动，《石犀行》就是对此而进行抨击的。在诗中，诗人以灌口水灾为例，批驳了千百年石犀可以镇水的传说，强调在同水患作斗争中，要依靠“众力”和“人谋”,用正当的方法来治水，自然可以免除洪水的灾害。

       石犀行

     （唐）杜甫

　　君不见秦时蜀太守，刻石立作五犀牛。自古虽有厌胜法，天生江水向东流。蜀人矜夸一千载，泛溢不近张仪楼。今日灌口损户口，此事或恐为神羞。修筑堤防出众力，高拥木石当清秋。先王作法皆正道，诡怪何得参人谋。嗟尔五犀不经济，缺讹只与长川逝。但见元气常调和，自免洪涛恣凋療。安得壮士提天纲，再平水土犀奔茫。　　　　

　　杜甫在此诗中记下了三件史实：一是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治水工程在修建、完善过程中曾有以“石犀牛”，“石人像”等巨石镇水——后人果然在水、土中挖到了这些珍贵文物：石犀、石人均极重（8吨）、极大（2米以上）；二是蜀太守李冰自秦筑堰后，蜀中仍有大水泛滥成灾，证明此项系统工程在两千余年中仍在不断完善；三是秦相张仪主持仿当时国都咸阳筑成都府时在城西南有座即使洪灾也难接近之高楼——“张仪楼”，为后人保护、修复成都市景观（含张仪楼）提供了历史依据。至于官员以佛法镇水，石犀有神，其中固有迷信成份，但也证实了唐时佛教在川兴盛——乐山、大足、安岳、邛崃等地均有精美佛雕群像（坐佛、卧佛、众小佛和经殿、洞）形成并传承至今。佛法为当时之皇帝倡导，但遭韩愈、杜甫反对，也造成了韩在被贬后之“长叹”诗中名句——“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兰关马不前”留存千年文坛。治水在川始终是件大事，“水旱从人”之天府并非一日所成。今日之“都江堰”为世界注目之旅游地——“拜水都江堰”。世人若去拜水，当读此诗，当刻此诗；若仅知“水利”土木工程而拜都江堰之水，其知之则太浅矣！　　　　

　　(六)高歌喜讯——见《闻官军收复河南河北》一诗

　　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唐军收复了大河南北的大片土地，安史之乱算是平定了。但这时成都发生兵乱，杜甫避乱寄居梓州（今四川省三台县），听到安史之乱被平定的消息，不禁惊喜若狂，在极度的兴奋之中写了这首诗。

　　这是一首写得很好的抒情诗。诗人直抒胸臆，用直叙的手法，抒写他在听到胜利消息后的激动心情。起首一句写突然传来胜利消息，劈空而来，提起全篇，很有气势。第二联以两个很有特点的行动具体表现诗人听到胜利喜讯的表现，生动地反映了作者极其欢悦的心情。最后两联以浪漫主义的手法，描绘举酒痛饮，放声高歌的无限欣慰，同时想象将在鸟语花香、明媚绚丽的春光中穿三峡，下襄阳，返回久别的洛阳故居。全诗一泻而下，层层抒写，轻快开朗，充满激情，一扫沉郁苍凉的诗风，所以前人评为杜甫“生平第一首快诗”。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在成都有着安逸生活的杜甫，为何在不足四年后又选择了离开？如今世人皆言：“成都是一个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古时亦有天下“杨一益二”之说。这就有必要探寻杜甫之心路历程。他祖上曾为官，但他始终身处社会底层。若从个人、家庭生活计，当然以在蓉草堂居住为佳。但他是杜甫——历经动乱仍心怀天下，思念故土（洛阳至国都长安）；仍时刻期盼皇朝收复国土后能天下太平，叶落归根。杜甫一生都与国家利益相关，与百姓生活同运。他没有如李白等已至天子身边显其高才，也没有如王维等隐居时仍居高位。在蓉在川均靠友人相助，直至病故时，穷困到无钱安葬。但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后之欣喜若狂及盼归之心如箭发，正体现了他与国家平乱后美好前景同命运之情感。宋词人陆游曾有《示儿》诗：“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此时杜甫也一样。他一扫沉郁苍凉诗风，写出其“生平第一快诗”，乃是因为国家平乱获胜，国人归家乡有望，大唐王朝再度振兴有望也！他直抒胸臆，高歌欢畅，乃是他自入川寓居之后心中所念第一要事——“平乱复国”有望实现矣！此时杜甫自身乃一布衣（虽有严武提携短期做过其幕僚），贫困多病，若为个人计，安居为宜。但此诗证明：他心中所念并非自己一人，自身一家。他盼“北归”之心终生未改。仅此一点，即足可称“圣”也。

       (七)好恶分明——见《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一诗

　　代宗广德二年（764）正月，杜甫携家由梓州赴阆州，准备出峡北归。二月听到严武又被任为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的消息，决定重回成都。在由阆州还成都的途中，写了五首诗寄给严武，这是第四首。诗中表现了诗人对重返草堂的欢欣心情，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他遥想自己辛苦经营的草堂和水槛，在离开以后恐怕已被江水冲坏；对亲手栽种的青松，长得如何不得而知，但恨其不高千尺而挺拔参天；对那些杂乱丛生的恶竹则需砍伐净尽，使草堂更为清新宜人。体现了诗人爱好美好事物和嫉恶如仇的思想感情。当然诗中也慨叹自己遭遇坎坷，漂泊无定，但对重返成都，定居草堂重新开始新的生活还是充满信心的。　　　　

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

　　常苦沙崩损药栏，也从江槛落风湍。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生理只凭黄阁老，衰颜欲付紫金丹。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间行路难。　　　　

　　杜甫乃官员之后，他期盼得遇明主，除恶布新；虽自身渐老多病，漂泊无定，但对重返美好家园尤其是国都长安，家乡洛阳仍满怀信心。这首诗写于他因避乱（成都时亦有兵荒马乱的短期时光）暂离蓉后又由（四川境内）阆州返草堂居住途中。他先寄“严郑公”，明显有歌颂、感激、期盼严武能领导自己重整家园，重整河山之决心。此时杜甫乃一介布衣且靠友寓居，但他在多方奔走，骨瘦如柴，好恶分明，心怀天下；明知“人间行路难”，却坚定前行。正是这种精神和信念造就了诗人杜甫。杜甫之诗悲苦居多。他一生绝没有“斗酒”盛宴大喜若狂，亦没有“千金散尽还复来”、“仰天大笑出门去”之气概。但他始终由己推人，不叹一己之苦；心怀天下，不限一时之悲。在成都寓居四年，他的心灵与生活得到了休养生息，但在严武逝后，他仍执意要离开成都，踏上曲折的北返之路。他是大唐的子民，是洛阳的原籍，到成都寓居乃是避乱的无奈之举。这一点从杜甫一生的诗作包括在蓉四年（生活安逸）时均能看出。“安史之乱”导致其入蜀，“乱平”之后他决意北归。他心中始终有一个“盛世大唐，故土洛阳”在。假如不是杜甫有这种深情，有如此之心路历程，就在蓉城甚至四川住下，求得自身安逸与家人安康，估计也不是完全做不到——因为即使在川内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等地，他仍得到了严武部属关照安度数年。据史籍记载（其中亦有诗证之）：公元766年，杜甫已55岁，至夔州。得当地都督柏茂林照顾，为公家代管东屯公田一百顷，自己也租了一些公田，买了四十亩果园，雇了几个雇工，自己和家人也参加一些劳动。杜甫在此两年间，作诗达四百三十多首，占现存作品的30%。按一般百性标准，此时的他完全可称：远离战乱，衣食无忧，受人庇护及尊重，终年写作，诗作不断，生活充实。杜甫在蓉期间，不仅有一定的诗名，而且曾一度任“节度使署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比他曾在秦地华州任军械仓库管理员之“八品”高出不少），其诗友高适也曾在蜀地为官（有权的“节度史”），但此时他虽身居偏地心念关中，虽远在蓉城不忘洛阳；在知“官军收河南河北”后“漫卷诗书喜欲狂”，归心如箭，“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已经落入贫贱、潦倒、老迈时的杜甫之心仍不在只为“稻粮谋”的平凡世界中，他一生都在为大唐之乱叹息、思考，又终生在怀念，重振大唐雄风而长吟、高歌。可以说：杜甫在其一生中若不入蜀居不能造就杜甫，若不离蜀归更不能造就杜甫！不经乱世不显蜀、蓉之安逸，不离安逸难园怀旧、爱国、复兴之愿。杜甫之心路，平凡又不凡。他面对桑麻，心怀明月；既面对现实又不失信念。呜呼！此方为“千古诗人”矣！　　　　

　　(八)登高抒情——见《登楼》一诗

　　这首诗是杜甫在代宗广德二年（764）春，从阆中回到成都时写的。当时吐蕃不断侵扰，代宗昏聩无能，宠信宦官程元振、鱼朝恩等人，朝政更加腐败，因而杜甫以登楼所见，借刘禅任用宦官黄皓导致亡国的历史教训来抨击时政，讽谏代宗。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反对宦官专权，希望各民族和睦相处的望愿；也慨叹自己空怀壮志，流落他乡。全诗由登高而即景抒情，情景交融，寄慨遥深。　　　　

       登楼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　　　　

　“登高望远，思古伤今，以己推人，忠君爱国”。这几点几乎贯穿了杜甫一身诗作。他在23岁考进士落第后游齐鲁时有《望岳》诗中“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襟怀，在55岁“艰难苦恨烦霜鬓”时在登大江边高山时有《登高》诗中“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之深沉感慨及激越情怀。他在“落第”、“潦倒”、“老病”、“漂泊”中的情感是“百感交集”，心路历程是“壮心不已”。《登楼》一诗，不仅写“高处”，而且写“深处”。他即景抒情，又借古论今；他忧内外之患，又悟“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之哲理、趋势。杜甫一生时刻胸怀壮志，但又一生在官场并不得志。除在蓉4年安居之外，基本上是潦倒漂泊（至少他个人是这样感慨的）。这种状况下之“心声”、“诗作”自然与大唐中的李白、王维、白居易、李贺、王勃、孟浩然并不相同。他之悲、苦、伤、感中有宏大、壮丽之心迹，历经坎坷中有不屈不挠之心愿（在成都草堂中曾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期盼）；他的“伤感”不是如川中才子陈子昂之叹——“独怅然而涕下”，他的“登高”不是如忆山东兄弟王维之思——“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他不似陶渊明干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也难似苏东坡超然洒脱于“清风明月”中。杜甫之所以能与李白同成为唐诗之领军人物，确有其独特之处。以他之身世、地位、仕途、家境、性格而言，似乎很难成名。但历时千年，杜甫被尊为“圣”，值得深思。　　　　

　　(九)草堂中喜见成都四景——见《绝句》一诗

　 《绝句四首》是杜甫寓居成都草堂时所作。这是第三首。诗人在这首七绝中写了四种景物：黄莺在青翠的柳丛中鸣叫，白鹭在万里碧空中飞翔；西岭上千年的皑皑白雪，浣花溪中停泊的万里行舟，构成了一幅明丽清新、开阔生动的图景。描写中有动有静，鸣啼的黄莺，飞翔的白鹭是动景，千年积雪，停泊行舟是静景，动静相间，和谐完美。这明快开朗景色的描绘，反映了诗人欢快激扬的思想感情。全诗通篇对仗，极为工稳，表现了诗人对诗歌语言的锤炼。

       绝句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杜甫居蓉城草堂时之欣喜之情，在这一首《绝句》中表现最为充分，他所喜见之“动、静、实、虚”四景，是其最为全面的赞叹心声。其中“窗含西岭千秋雪”一句经今人考证。已成为成都建设“雪山下的城市”（全国能在城市中从眼望见雪山之城仅三：在西藏“拉萨”，在新疆“乌鲁木齐”，地处内陆平原之“成都”）的科学与艺术依据。“门泊东吴万里船”一句在今后沿长江逆流而上，经重庆等地船载东吴富裕之地的货物及相关乘客来到成都之远景规划（如“成渝”有可能合并一市或眼下已在实施的“双城经济圈”战略规划）。今之“西岭雪山”已成旅游热点，有“滑雪场、花水湾”诸多景点。“黄鹂鸣翠柳”、“白鹭上青天”之情景在成都环境保护、湿地公园建设中时常可见。成都是安宁的、美丽的、富裕的、有山有水的城市。杜甫是热爱祖国、热爱成都，留下美好诗篇之“贵客”。他的这首“绝句”千古广为传颂，为成都造福极大。今日我们身居于此，每游草堂、雪山，其“绝句”在心中油然而生，甚至至今脱口而出。我们的心与千年前居蓉之杜甫之心是相通的呀！　

　　三、对杜甫一生尤其是寓居成都期间心路历程的三点认识：

　　（一）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代文学中有一代之领军人物。

　　王国维先生言：“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宋元戏曲史》自序）”。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出现于唐朝之诗歌是我国源远流长的古典诗歌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在这座丰碑上不仅铭刻着李白、李商隐、李贺（“三李”）等浪漫瑰丽，自由奔放，落笔天外遵循形象思维的创作规律，运用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在诗歌创作上取得很高艺术成就的一派诗人之名，刻有高适、岑参、王昌龄、李硕等边塞诗一派诗人之名，刻有王维之田园隐居禅意，刘禹锡之雄浑精切及民歌之风，白居易之明白如话，韩愈之奇崛兀傲，杜牧之俊迈清丽，陈子昂之沧然涕下，韦应物之野舟自横等各有个性诗人之名，而且不约而同地都会将杜甫“集诸子之长，兼学百家而自成一家”的大名刻于碑首顶部。唐诗如百花齐放，其中“杜诗”不艳而耐久，不鲜而盛开，不大而多姿。恰如王国维言诗人：他能“就个人之事实，而发现人类全体之性质”；“能见人所不能见，而言人所不能言”；“能以人类之感情，为其一己之感情”。杜甫被称为“圣”，是在其逝后多年之“明”朝。杜甫被称为“诗史”，亦在民国之美学家王国维等人论证之时。在《杜工部诗与天宝之乱》一论“唐”文中，王国维有言：“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宝。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此追怀开元末年事。《通典》载：“开元十三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麺三十五文，绢一匹二百一十文。”正此时也。仅十余年，至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工部自京赴奉先县作咏怀诗，时渔阳反状未闻也，乃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又云：“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盖此十年间，吐蕃、云南相继构兵，女谒、贵戚穷极奢侈，遂使禄山得因之而起。君子读此诗，不待渔阳鼙鼓，而早知唐之必乱矣。(《东山杂记》)《人间词话》450页”。历史证明了杜甫之诗歌成就。而中华民族的历史又“好在是人民写的”。恰如小说《红楼梦》之历史地位形成一样——雪芹在世之时并不出名。大约至十八世纪五十年代才以“手抄本”被国内各阶层读者争相传（购）阅；又过了三、四十年，1791年才有活字排印本出现。1832年曾传入了俄国，其版本珍贵又在国内以底本刊印流行至今。杜甫与曹雪芹一生心血被历史、被人民记住并终得传世，其本身也终得“圣”、“史”诗名。实乃不幸中之万幸。这也证明：“天地之间有杆秤。”评价文学作品是优是劣，“公道自在人心。”

　   （二）杜甫作为唐朝一名大诗人于一时、一地之切身感受，深思熟虑之作品往往是表现“国之运，民之情，天地之规，自然之景。”

　　杜甫一生59岁，总括起来可谓“六多”——“走过的地方多，遭受的挫折多，交往的诗友多，人生的感慨多，留下的诗篇多，评价的争议多。”不仅如此，他无论在何时、何地，只要是切身感受，深思熟虑之作往往表现的并非单纯的“风花雪月，儿女私情，田园风光”，而是“国之运，民之情，天地之规，自然之景。”

　　例如写“花、鸟”——他写下了：“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例如写“月夜”——他写下了：“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例如写“三别”，他的几首诗更是深刻、凝重、细致生动，令人读后悲愤动容。即使是在寓居成都四年中最为轻松、欣慰的日子里，他写田园风光，“鱼儿燕子”、“春雨之夜”，但亦是由近远相比，动静结合，高度概括，反复推敲；并由景观至人生，由雨夜至锦城……。杜甫写诗，没有李白之张扬、洒脱。从思想性看，他深刻；从艺术性看，他讲究；从诗作情感看，生于乱世，目睹盛唐转衰之巨变，民生悲苦之实情，他悲多喜少；从创作内容上看，他比较注重“凡中见奇”——信手拈来又反复吟咏。诗杜甫诗，少有轻松狂放之感，由此亦可想见，杜甫写诗有“沉郁”之风，亦非“轻松”、“洒脱”可成。他留下了一千多首诗并博采众长自成一家，对于一个没有做过高官，没有多少金钱，甚至漂泊流落几省，寄人篱下几年的文人而言，他的心路历程是曲折、艰难、痛苦而又顽强、拼搏、十分勤奋的。如果可以相比，近代之鲁迅、柳青、路遥、陈忠实等一批“如牛负重前行”之作家亦有这种精神。他们肩负着历史的使命，书写着悠久的文化。无论在何时、何地，也无论身处顺境、逆境，都没有停止思考，没有放下笔墨。至于当时及百年之后的评价、个人的名利得失，他们在进行艺术创作时也许想过，但不会顾忌、思虑过这些——否则他们就不可能日思夜想，忧国忧民甚至以命相搏去不停地写了。他们如“红烛”——燃烧自己到尽，但照亮了历史与大众之路。

　  （三）杜甫在蓉之九首诗给“蜀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亦为唐诗及中华传统文化留下了不可多得的艺术魂宝。

　“蜀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一支极具有特色的地域文化，有很多迁客骚人、艺术大家为此文化的形成与传承做出过巨大贡献。例如诗词创作中之李白、苏轼、杨雄、司马相如及卓文君等。然而相比之下，籍贯并不在川且仅居蓉四年之杜甫对“蜀文化”之贡献是独特而巨大的。仅以“文旅事业”而言，今日之“锦官城”、“武侯祠”、“杜甫草堂”、“西岭雪山”（以及“雪山下的城市创建”）、“都江堰（石犀及石人）”、“佛像石刻艺术”等景观建设、历史回顾无不可从杜诗中获益。他笔下的各种自然、历史景观与文化、诗作交映生辉，为“蜀文化”尤其是成都成为中华历史文化历史名城做出了长期、深远的贡献！再从唐诗及中华传统文化的形成与传承角度看，杜甫一生的坎坷经历及在此社会变迁中所形成的诗歌——是“史”、是“圣”的诗歌，并不是诗人一时兴之所致随口吟出。杜诗已被历史证明是细致观察，深刻思考的“史实”之作。且“集百子之长”，极为工稳、深沉。读懂杜诗，可知唐史；深知唐史，方可读懂唐之杜诗。读懂杜诗，可深入游览豫、齐、鲁、陕、蜀、渝、鄂、湘几地；同样，至这几省结合各种景观历史，亦可深入领会杜诗之美及杜甫之心路历程。

    【作者自我简介：荣鸿琪，网名“半秦人”。男，76 岁，祖籍江苏无锡荣巷，抗日西迁民族企业“申新四厂”老员工荣泉源、张培颖之子。外公张崧生曾任早期“汉冶萍”公司萍乡煤矿总务处处长。生长于陕西关中地区。1980 年从陕西财经学院毕业后由陕入川。现为中国人民银行四川省德阳市中心支行退休干部，中共党员。】